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为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支流动大军中，女性已经占了近半数。她们跟进城务工的男性农民工一样，离开土地，告别家乡，走进工厂、饭店、宾馆……融入到城市的建设和生活中。她们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也改变着自己，在繁华的城市中，静静绽放着自己的青春。
她们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面对脏、累、苦，她们没有抱怨，只是埋头工作，为了家里的新房、彩电，为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也为了自己的明天。
35岁的陈凤春来自黑龙江依安县农村， 2005年底，为补贴家用，她只身一人到哈尔滨打工。她最先在一家快餐店洗了一年的碗。早九晚十，没有休息日，一个月450元，6个人一天得洗近30车碗。活碱兑的洗涤剂特别烧手，不到一周，她的手指尖就蜕皮变白。后来她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做小时工的活。活多人少，她又肯干，现在一个月能有1100元毛收入，除去生活成本，每月能存下700多元。
据统计，黑龙江省流动人口中，39岁以下妇女占50%左右；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她们多数从事缺少劳动技能的工作，经济收入大多在500元左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流动人口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妇女在迁移劳动力中占了近一半，其中70%来自农村。
阿漓，23岁，老家在四川宜宾。她是跟着表嫂出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她跑了4个城市，在绵阳的电子厂组装过仪表，在成都的批发市场卖过衣服，在贵州的玩具厂缝过娃娃，最后到了深圳，在一家正规的休闲中心学做按摩。对于平均3000元左右的月收入，阿漓很满意，“可是，实在太累了，一整套按摩做下来，在空调房里都能汗津津的。”她说：“我只念过初中，想找份合适的工作太难了。”
打工妹最初进城主要有三条渠道：政府或村集体组织；中介介绍；亲戚老乡熟人关系引领。前两种情况比例很小，她们绝大多数是通过第三条渠道，哪里好挣钱、挣钱多就往哪里流动。
进城务工妇女多数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饮食、服务行业或家务劳动市场。作为廉价劳动力，她们的工作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还常常没有保障。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19岁的湖北姑娘小平，在北京做旅店服务员。她表达了多数进城务工妇女的愿望。
面对脏、累、苦，她们没有抱怨，只是埋头努力工作，为了家里的新房、彩电，为了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也为了自己的明天。她们身上凝结着中国农村妇女勤劳质朴的特质。
她们渴望安稳无忧的生活
在很多进城务工妇女心里，城市只是一个驿站，只是谋生的地方，年轻的就是挣些嫁妆钱，已婚的挣到些盖房子钱，年纪大点的就是为孩子攒钱。
与男性相比，进城务工妇女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程度上差别不大，但是在外出的“自由度”上却处于劣势，她们受到的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身心理等方面的压力和束缚远大于男性。
在江苏省灌云县朱桥村，28岁的郑芹翠正为即将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发愁。孩子两岁多的时候就交给婆婆照看，她跟丈夫一起去了苏州的工业园区打工。上个学期，儿子学习成绩突然大幅下降，她迫不得已跟厂里请了一个月的假，回来想办法。“孩子在家吧，没人教育，可带在身边，外边上学费用太高不说，连在哪儿吃住都是问题。”
“打工妹之家”理事方清霞自己就曾是一个打工妹，她非常了解这些进城务工妇女的处境。她说，“最害怕生病，上医院看一次感冒就可能花掉200元，都抵得上一个月房租了。”另外，因为户口问题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反映较强烈的有：要办理各种各样城市人不需要办的证件；找住房困难，租房贵不说，还常常三更半夜地被查户口。
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莹分析说，在很多进城务工妇女心里，城市只是一个驿站，只是谋生的地方，年轻的就是挣些嫁妆钱，已婚的挣到些盖房子钱，年纪大点的就是为孩子攒钱。在城市，她们普遍存在一种漂泊感。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认为，造成进城务工妇女面临如此境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但是，对于非农户口的渴望只是一种表征，她们迫切需要得到帮助的是在就业、分配、社会保障上与城里人拥有同等竞争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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