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原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本报记者陈富 摄 |
一、深圳媒体抓住了重大历史事件
１９９２年是农历“猴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南国早春，邓小平视察南方，为改革开放呐喊，力挽狂澜，深圳经济特区得到了姓“社”不姓“资”的结论，建设步伐大大加快，中国重新恢复了改革与开放的活力。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为党的“十四大”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圳特区报》等深圳媒体及时对外报道了小平南方谈话，得到了中央支持。
美国作家库恩在一本书（注一）中提到１９９２年小平视察南方的情景时，这样描述道：“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小平的南方视察，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方视察’。”
《深圳特区报》等深圳媒体牢牢地抓住这一“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处在这场“政治地震”的舆论中心。那一年，我担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职务。在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深圳特区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从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连续发表了八篇重要评论，即“猴年八评”，及时向全国人民传播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精神。这些评论的题目基本上是邓小平的原话。３月２６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陈锡添撰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加坡《联合早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４日社论指出：邓小平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他的南方视察为中国的沿海经济及经济特区打了一针强心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宣布中国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一百年不改变”。美联社北京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２日电：官方的报道今天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支持邓小平发出的更大胆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呼吁，同时警告要防止极“左”倾向。
事后，我们将１９９２年春的这一系列宣传报道工作归结为“五大战役”，即：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猴年八评”，以及后来《深圳商报》发表的“八论敢闯”；３月１２日《深圳特区报》刊载小平视察深圳大幅图片新闻；３月２６日《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率先详实、生动、准确地记述了小平视察深圳的全过程；３月《深圳电视台》完成了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深圳》的摄制；４月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与深圳》一书。
我们事先知道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小平坐火车南下要到深圳视察的消息。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来深圳视察肯定要讲话，他的讲话全国人民都想知道。我们应该捷足先登，及时报道。可是时间赶得不巧，那年１月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我已做好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的准备。这时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对我说：“你开会要晚些去，待小平到深圳接见市领导班子、你参加了接见并听了讲话后再去北京开会。”
１月１９日上午，邓小平乘火车到达深圳，下榻深圳迎宾馆的桂园。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和副书记厉有为见到了小平，市委其他常委们都在盼望着小平的接见和聆听他的讲话。这时，有关部门传来邓小平这次视察深圳的“三不”指示，即不接见、不报道、不讲话（指不正式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动身去北京开会，但行前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部署了任务：小平同志的活动和讲话全部都要记录下来，以便认真学习和执行。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２日下午３时１０分，邓小平与杨尚昆在深圳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负责人并合影留念。这时我正在北京开会，遗憾的是我没在那张合影的照片上。
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小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市委选派了记者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随同采访，还让李灏书记带上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希望日后核对讲话记录时派上用场，可是李灏书记不便拿出来操作，讲话全都没有录上。
１月２３日上午９时４０分，邓小平乘船离开深圳蛇口港，前往珠海经济特区。市委马上指示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和记者陈锡添抓紧整理小平同志的讲话笔记，努力把老人家主要谈话精神及时、准确、完整地整理出来。吴松营参加工作小组并具体负责新闻宣传方面的工作。当时，市委负责人和《深圳特区报》领导开始策划在适宜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及时传播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深圳特区报》通过不同渠道，多次请示要求报道，还向广东省委主要领导请示，均未获同意。“禁令”很严，不能违背，而小平的谈话又很重要，这一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二、“猴年八评”最先透露小平谈话精神
“猴年八评”指的是《深圳特区报》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连续发表的八篇编辑部文章，这“八评”的发表打响了小平视察南方宣传报道的第一炮。
小平到深圳视察，只逗留了５天，《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很快就把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回编辑部。小平在谈话中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中国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怎样搞，解开了人们心中的各种疑团。《深圳特区报》编委听了以后心情振奋。
陈锡添是被指派为唯一的文字记者，有大量的现场采访资料，政治上的敏感性及高度的责任感使他迫切希望把小平的谈话精神及时传播出去，但是邓小平办公室“三不”（不接见、不讲话和不报道）的“禁令”又不能违背，终于想到可以用评论的形式来报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他将这一想法向时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的王荣山讲了，并得到他和社长区汇文的支持。于是，《深圳特区报》社领导向市委常委会请示，很快得到市委领导的同意。那年春节，我在去《深圳特区报》社慰问时，更明确地提出要写十篇、八篇评论文章。陈锡添在春节期间赶出了两篇稿子，准备在２月１０日（年初七）见报。后来稿子送到深圳市委审阅，我看到文稿说：“稿子我先不看，我们先研究一下生产方式，一个人写是开作坊的小工业，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组织一个写作小组，发挥集体的智慧来写？”
其实，在春节之前市委常委会就决定，要集中力量，组织一个写作小组，并授权我负责此事。但是，如何定稿、审稿和最后审定呢？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既然有了分工，我就来负责审稿。如果每位领导都来审查一遍，程序复杂，时间又慢，审稿就我一个人定了。我有实在拿不准的地方，再来请示各位书记。”对于这样一个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决定，我的看法是，集体写作批准难。根据我的经验，集体一起写出的文章，如果每篇都让领导改，那是最苦的事情，一个领导一个看法，一种文风，文章写不出来呀！如果文章一炮打响了，那是市委集体的功劳；如果写砸锅了，市委领导没有审查，是我杨广慧审的稿，那是我个人的责任。
１９９２年的春节刚过，我就亲自组织和带领写作小组进驻了深圳迎宾馆，集中食住，连续苦干２３个昼夜。我白天要到宣传部上班，晚上才到写作小组工作，其他写作人员全部脱产。
参与“八评”写作小组的有：我、王初文（《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钱汉江（《深圳特区报》要闻部副主任）、于德江（市委办公厅干部）、丁星（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刘明如（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
“八评”写作小组由王初文任组长，他的文笔好，文风又符合领导的要求，写出的文章可供大家参考，以统一文风。我亲自坐镇，大家积极参与写作，人人挖空心思，殚精竭虑。我们拿来了上海“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做参考，还借来了《中华思想宝库》等六种辞书，搜寻精辟语言，“现学现卖”。
市委对这组评论要求很高。我向写作组提出五点写作要求：思想上要有新意；理论上要有深度；文章要有针对性；篇幅是千字文；不要授人以柄，后来还增加一条，文章要有点文采。市委领导还强调，不要一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就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特别是不要给人抓住把柄。每篇文章在动笔之前，小组成员都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集体讨论和确定文章的题目。然后，再研究文章的具体内容，采用哪些材料，谈什么观点等等，经过大家反复斟酌，商量好了再动笔。
我们还记得，八篇文章除了分别起草外，每篇文稿都是写作小组集体讨论和修改的结晶，篇篇需要经过六道工序后才完成，即：讨论提纲——分工执笔——组长初改——常委认可——集体修改——常委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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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了“猴年八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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