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给出了这样一组对比：2002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逐年下降，从6.1%降低到2005年的5.2%，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呈现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4.3%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4.0%。同期，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中，最低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并与最高20%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甚至有所超出。到2006年，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12%，最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则降低到10%以下。一些省份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2004年之前，农民工、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收入曾多年不见增加，而2004年之后，伴随着“民工荒”、“技工荒”，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

　　“虽然这还不足以表明收入分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却说明就业扩大、劳动者报酬份额提高对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确是具有抑制作用的。”蔡昉认为。他说，人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要素报酬，即资本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和其他资源如土地的报酬。如果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采取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则资本获得的报酬就高，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拥有者集中，收入差距就大。相反，如果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通过在城乡创造更多的普通就业岗位，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收入差距就比较小。充分的就业，意味着把普通劳动者都纳入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结构中来，意味着从整体上提高劳动报酬的分配比重，必然会对改善低收入者的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出现了增长加快的局面，其增幅与投资增长的增幅差距在缩小。蔡昉分析,这一趋势与20%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逐年加快不无关系。蔡昉说，通过扩大就业提高了劳动者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后，由于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会相应导致消费需求的扩大。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采取多种手段扩大内需。从这个角度讲，扩大就业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增强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效果，改善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蔡昉表示，“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处在典型的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既面临向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这个阶段，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